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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纸荒唐的退休人员“工伤”问题

实验室资讯网时间:2018-10-17 点击: 百度搜索

【导读】问题的提出 先来看一个典型案例: 甲公司是一家在江苏投资经营的日资企业, 2013年3月,甲公司首次招用在当时已满63周岁的张某(女)为公司提供清洁服务,因为年龄的原因,甲公司无法为张某参加社会保险,但还是为其购买了保额为10万元的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半年多后的2013年11月,张某在骑电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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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先来看一个典型案例:

甲公司是一家在江苏投资经营的日资企业,2013年3月,甲公司首次招用在当时已满63周岁的张某(女)为公司提供清洁服务,因为年龄的原因,甲公司无法为张某参加社会保险,但还是为其购买了保额为10万元的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半年多后的2013年11月,张某在骑电瓶车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与一小客车相撞,不幸去世。在得知张某不幸去世后,甲公司第一时间向其家属送上2000元慰问金,并协助张某两个已成年、都已工作的儿子向保险公司顺利获得了甲公司以雇主身份为张某购买的10万元意外保险金。张某的两个儿子还在交通事故中另外获赔了47万元。

然而,在获得以上肇事方赔偿和保险赔偿后,张某的两个儿子又提起了工伤认定申请,2014年3月,江苏当地的工伤认定部门将此次事故认定为“工伤”,张某的两个儿子又以该工伤认定书为依据,要求甲公司承担工伤责任。

甲公司自觉委屈:公司在中国经营一直遵纪守法谨小慎微,此次无法交社保并不是自己的错,已经尽了一个好雇主能尽的全部义务,事故甚至不是在工作中发生,仅因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交通事故,为何公司要承担责任?并无法律依据啊!心有不甘之下,甲公司坚持不懈对“结论行政复议工伤”、诉讼,对民事赔偿案一路应诉、上诉、申诉,然而也终究一路铩羽而归:2015年11月,江苏高院驳回了甲公司对维持“工伤”结论行政终审判决的再审申请;2015年8月,当地中院民事终审判令甲公司全额赔偿张某的两个儿子“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工伤待遇48万余元。截止笔者作此文的2016年9月,甲公司依然走在民事再审申诉的漫长道路上,江苏高院尚未对该案的申诉做出审查决定。

——甲公司的顾问律师和这一连串诉讼的代理人正是笔者,笔者个人也一直对目前这些判决的结果持法律上的不同意见,也正是在围绕事件的这一系列案件的代理过程中,笔者得以有机会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工伤”认定问题做一番深究并感触良多。事实上,超过退休年龄人员的“工伤”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争议已久,但时间的经过本身并不会让问题自行解决,反而在相关劳动和社保方面的立法、实践不断更新、发展的背景下,这个始终留有问号的历史遗留问题更为凸显,旧有的裁判依据可能愈发不合时宜,立法、司法、实践的种种矛盾亟需理顺,也因此这碗冷饭在今天仍很有必要拿出来好好炒一炒。

一、 对最高院两个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工伤认定问题批复的再审视

在本文开头的这个案例里,之所以江苏三级法院都坚定地维持“工伤”结论,依据都是2010年和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行他字第10号”和“[2012]行他字第13号”两个对山东高院和江苏高院的批复。两家高院当年先后请示超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是否可以申请工伤认定,而最高院的批复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而在2011年第二期的《人民司法(案例)》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的蔡小雪法官专门刊文《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程务工农民可以认定工伤》,详细介绍了当时这个问题争议的观点,实际也等于是给出了最高院最终做出批复结论依据的理由。然而时过境迁,笔者认为,最高院的这两个批复,包括蔡法官在2011年文章中提到的依据理由,现在完全应当被再审视和商榷,某些依据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

1、“农民工”范围限定的吊诡

如前述,最高院前后两个批复的主体内容其实完全一致,并且非常引人注目地把其认为可以进行工伤认定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范围限定在“农民工”。是因为下级法院仅仅对这个群体的“工伤”认定做出请示吗?并非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山东高院和江苏高院先后请示的内容并不完全一样:山东高院2009年请示内容确实仅针对“农民工”群体,这种情况下可以理解最高院的顺水推舟。但在2012年,江苏高院请示的内容已经不同,当时请示的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能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伤”——也就是说,引发江苏高院请示的那个案件虽然也是农民的“工伤”,但江苏高院在请示的文本中已经明确请示的人群范围不限于“农民工”,而是扩展到所有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但吊诡的是,最高院在答复时,却通过引用自己2010年批复的方式,仍然只提“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这里给人的印象是:江苏高院希望最高院对更普遍的问题给出意见,因为显然超过退休年龄而还在工作的人不限于“农民工”,但最高院并没有回应下级法院的这一需求,甚至是有些刻意地在回避问题,故意限缩自己批复的适用对象范围。

再查看当年最高院的蔡小雪法官前述旧文,其中论述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农民工可以进行工伤认定的理由,主要包括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没有排斥高龄劳动者的适用、《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终止不是自动终止等等——这些台面上的理由显然都不以户籍为要,那么为什么最高院不直接用这些理由来回答江苏高院请示,把自己意见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超退休年龄人群呢?

这个留存至今的暧昧批复也让2012年江苏高院的请示问题——也是实践中普遍遇到的问题——实际没有得到解决:除了农民工以外的超出退休年龄人员类似事情又当如何处理呢?根据批复的文本,很清楚是特指的,也因此很难认为可以推广到城市人群。“农民工”甚至都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要使之有操作性,通常的理解只能认为是指农村户籍,那么,类似的工作中伤害,按照批复,农村户籍可以认定“工伤”,城市户籍不可以,是否构成对城市户籍人群的反向歧视?再者,以户籍来区分是否可以进行“工伤”认定,这本身有背逆社会改革潮流的问题,我国多地已经在进行户籍改革,譬如江苏从2003年就已经在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不再区分户籍性质,“农民工”在不远的将来甚至都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那么最高院的这两个批复以后在适用时必然更加捉襟见肘:连适用对象都没有了啊!

笔者认为,2012年批复的这个小细节可能已经反映出,最高院对自己的这一批复内容也是有犹豫的,最高院一定程度上是知道自己的这个批复可能存在法律上的硬伤,因而仅把批复内容作为一种对特定人群可能更多出于“维稳”之类非法律因素考虑的权宜和折中。

2、批复与《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和《工伤保险条例》的冲突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前面说最高院的批复法律上可能有硬伤,笔者是有理由的。蔡小雪法官的文章中认为《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劳动合同终止条件认为是和其上位法《劳动合同法》的“一定程度的冲突”,笔者难以苟同。原因很简单,首先,《劳动合同法》后于《劳动法》而制订,关于劳动合同关系的界定应以新法为准;其次,《劳动合同法》作为强制法,第44条列举了法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其中第(六)项兜底条款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也作为终止条件之一,亦即实际是授权国务院制订行政法规来规定其他法定终止情形,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在法律位阶上正是“行政法规”的地位,那么当然有权在《劳动合同法》之外规定新的劳动合同终止情形,也因此《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并无法律效力的疑问,是完全合法有效的,其规定的也就是法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情形,和《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后劳动合同终止并无性质和效力上的区别。——因此,如果要认为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后和用人单位也可以是“劳动关系”,那么逻辑上也就要同时认为劳动者在办理了退休手续、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后也可以和用人单位是“劳动关系”,这恐怕就成了对现行法律理解和实践的彻底颠覆了。

综上,因为《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的合法存在,所以超出法定退休年龄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实际已不可能是“劳动关系”,这是一个基本的法理逻辑问题。

然后我们再来看《工伤保险条例》。蔡小雪法官在旧文中又称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也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范围,这同样存在问题:要适用工伤制度,首先要认定“工伤”,现行《工伤保险条例》第18条明确规定,申请工伤需要提交能够证明“劳动关系”的材料,亦即事实上法律是把“劳动关系”作为“工伤”的前提条件,而正如前述,《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已经否定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和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关系”的可能性,因此这一人群也就依法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8条规定的“工伤”认定前提。

最高人民法院仅是裁判机构并非立法机构,其解释法律的权力当有界限,依据《立法法》,其并无权去接连突破和否定《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和《工伤保险条例》两大国务院行政法规的效力、把依法不能进行工伤认定的人员硬塞入工伤制度。最高法院对这个界限的突破对法律的权威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实际都已经产生了伤害。

3、批复已经越来越脱离工伤保险制度实践

与工伤保险制度实践的越来越脱离是最高院这两个批复的另一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山东高院2009年的请示中,包括蔡小雪法官2011年的旧文中,都提到了最高院2007年做出的另一司法答复意见:“[2007]行他字第6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离退休人员与现工作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以及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问题的答复》。在该《答复》意见里,最高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六十一条等有关规定,离退休人员受聘于现工作单位,现工作单位已经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其在受聘期间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这个答复意见事实上成为了最高人民法院2010和2012两个批复意见的先例基础,后来的这两个批复,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2007年这个答复意见的延续。

——问题在于,这个2007年答复意见里特别提到了把“现工作单位已经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费”作为离退休人员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条件之一。然而,时间的车轮滚滚,各地的社保实践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退休的人员、已经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在实践中是无法以在职职工的身份继续交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保的,想交也交不进去。亦即最高院2007、2010、2012三个批复所依据的一个重要附随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没有工伤缴费,工伤保险基金就不可能理赔,那么谁来善后呢?一个错误的后果往往会需要另一个错误来弥补,本文开头提到案例里的企业主的苦恼与委屈正由此而生。本文接下来还会继续谈这个问题,此处暂时不赘。

除了无法缴费的尴尬,如果适用最高院这两个批复的另一个问题在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许多情形下的工伤待遇标准无法确定。现实是:各地现行的整套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计算都和年龄挂钩,实际是为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群体来设计的,这同时也和新的《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对劳动关系的界定、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不再缴纳工伤保险费用的社保实践相协调,法律体系本身已经能够自洽。以江苏省为例,比如,现行《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24条规定了用人单位支付的“伤残就业补助金”的法定计算标准:对于不同伤残等级,要结合年龄来确定补助金发放的月数,只规定到60岁,60岁以上就没有对应的法定标准了——也就是说,对于被现在最高院的两个批复意见强行纳入“工伤”范围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因“工伤”而发生伤残的,连伤残待遇标准都无法依法确定。而如果再考虑到和“工伤”伤残等级相联系的“劳动关系”的解除和终止时是否要支付相关待遇问题,事情就更加复杂和尴尬——这也是霸王硬上弓的必然结果:打破了既有法律体系,平白增加了本来不该有的困扰。

又,蔡法官旧文中提到的一些地方立法和实践,若干年后现在也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过去上海确实曾明文规定,对退休人员返聘后也可以认定“工伤”,但现在早已有新政策取而代之:仅对“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未办理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手续或者不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发生事故伤害的”的员工还能做工伤认定,其他已退休人员已经不可能再认定“工伤”了。其他地方,比如广东,广东省人大常委会2011年新通过的《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也已经明确:“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已经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适用本条例”,有争议也仅能参照相关规定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解决。——这些地方的立法和实践都已经和最高院这两个可能存在严重问题的批复渐行渐远,快要相忘于江湖。

4、批复本身的内容也不严谨,有争议

再回到这两个批复本身的内容,其实也有争议。批复的文本特别把“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这个限定的描述放在前面,给人的感觉是要单单把这种情形作为可以进行认定工伤的前提,那么问题来了:无论是新旧《工伤保险条例》,“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这一描述都仅仅相当于其列举的众多可以认定工伤法定情形的第(一)项(参见新、旧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那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列举的其余各项,比如“患职业病”、“上下班途中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等等,以及第15条“视同工伤”的几个情形,包括工作时间突发疾病死亡等,是否也可以依最高院这两个批复来进行工伤认定呢?

——本文开头的那个交通事故案例就涉及这个困惑。再回过头去看2012年江苏高院的请示,江苏高院请示的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能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伤”,为什么山东高院两年前刚请示过类似问题,江苏高院又要再请示一次?原因之一是前面提到的江苏高院可能希望这个问题能够扩展到超过退休年龄的非农民工群体人员;而另一个原因应该就是江苏高院也有疑问:对于工作时间突然发病死亡这种由《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为“视同工伤”的情况,2010年最高院以“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注:实际是接近与《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一)项的表述)为限定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批复还能用吗?

然而,2012年最高院在新批复里仅仅是草草地复述了自己在2010年的旧批复内容,没有正面回答,这是令人遗憾的。

从法律解释的角度,笔者认为,最高院一个具有指导性的司法意见一旦做出,就应当以它对外所呈现的其文本本身,在适用过程中遵循基本的法律解释方法被解释,只有这样人们对司法意见才能有基本的法律预期。而根据最高院这两个内容一致的批复文本,首先,依最基本的“文义解释”方法,批复中的“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按照语言的通常含义,并不能覆盖《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中的其他几项情形和第15条“视同工伤”的情形;其次,从“体系解释”角度,也不宜对这里的“工作时间、工作原因”字样作扩大解释,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并非立法机关,其所作司法解释的对象是《工伤保险条例》,而《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中使用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原因”概念都是狭义的,且已明确将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的伤亡,以及其他可作工伤认定的情形分别单独列举,由此推导,作为对法律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两个批复中的 “工作时间”、“工作原因”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应和《工伤保险条例》保持一致,即:也应是狭义才对,不可以突兀地作扩大解释去覆盖其他情形,否则司法解释的逻辑就乱了。再者,依“反对解释”的方法,既然《工伤保险条例》把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的伤亡和其他工伤认定情形区分开列,最高院的批复又只及其一,那么,根据“明示其一,排斥其他”的法理原理,即使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批复未涉及的《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其他情形就不应当作为批复所适用的范围。

——这也是为什么笔者认为本文开头的那个交通事故案例里,江苏法院认定“工伤”结论值得商榷的原因之一。

5、与新的工伤司法解释的关系待确认

在对工伤法律进行解释的道路上,最高院也并没有停止脚步。

201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发布,梳理和总结了实践中常见的“工伤”认定相关问题,第二条还特别明确了“劳动关系”应是“工伤”认定的前提;又,其中第十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颁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这就还回到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与雇主间是否是“劳动关系”的问题,如笔者本文前面的论述,最高院当年发布两个批复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错误和权宜的,并不符合逻辑,以户籍来区分法律后果也不合时宜久矣,现在理应尽早澄清这个问题以正视听。而既然新的工伤司法解释发布,旧的和工伤有关司法解释也正好可以做一个清理,笔者个人期待着最高院对2010、2012年这两个存在太多问题的批复意见的废止。

二、目前无所适从的司法现实,以及在批复下用人单位承担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又不能参加工伤保险人员工伤待遇责任界定的分析

正因为最高院的这两个批复本身存在问题,且越来越脱离各地本身的工伤制度实践,现在各地法院对有关案件的判决也是莫衷一是,无所适从,观点各有不同,怎么判的都有,这也说明了一个有问题的司法解释/意见,在实践中是难以起到引导和统一司法标准的作用的。

笔者这里还有兴趣探讨的是,还是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案例,如果我们退一步来看待这个问题,就在最高院的这两个批复结论下,如果已有“工伤”结论,那么对于这些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又不能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用人单位要承担的工伤责任如何界定呢?

笔者认为,在这个案例里,即使有“工伤”结论,甲公司依法也不应承担该特定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待遇的支付责任。原因在于:

现行工伤法律法规将“工伤”待遇区分不同的项目,一部分待遇项目由工伤保险基金承担,另一部分待遇项目由用人单位直接承担,比如,在伤残情况下,“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工伤保险基金承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基金承担工伤待遇的基础是平时交工伤保险费所形成的工伤保险法律关系,用人单位承担工伤待遇的基础则是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从劳动者的工作中获益。此外,《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还另规定了一种由用人单位代替工伤保险基金来承担本应由后者承担待遇的替代责任:

“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第62条对这类替代责任的科处是以用人单位有不为员工参加本来应参加的工伤保险的过错为前提,并且,这里对用人单位“过错”的明确是2010年《工伤保险条例》修订时特别强调的一点,新旧法对比之下,立法者对该“过错责任”界定的立法意图是十分明确的。法律原理也一目了然:当用人单位存在过错,没有为本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员工参加工伤保险的,那么因为工伤保险法律关系不存在,工伤保险基金无法理赔,所以由有过错的用人单位来代替工伤保险基金承担在本来应当存在的工伤保险法律关系中本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承担的待遇项目。——由此,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法应当直接承担的工伤待遇责任,再加上以用人单位过错为前提的用人单位替代责任,以上这个关于工伤待遇支付主体规定的法律体系已经非常清楚。

 基于以上分析,在现行最高院的两个批复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对于那些无法参加工伤保险(即用人单位对他们无法参加工伤保险没有过错)的超退休年龄劳动者,如果也被认定“工伤”了,那么工伤待遇项目就要分情况讨论:(1)基于和用人单位形成的工作关系,那些法律规定由用人单位直接承担的工伤待遇项目,比如受伤、伤残情况下的某些医疗费用、“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用人单位和对其他普通员工一样,依“工伤”结论,直接依法支付。(2)但对于本来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待遇项目,因为没有缴费,工伤保险基金无法理赔,又因为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规定的用人单位过错条件,所以用人单位也不必代替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这才是对现行法律的正确理解和适用。

就本文开头的那个案例而言,该案争议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待遇项目恰恰属于本应由工伤保险基金直接支付的工伤待遇项目,但因为张某在甲公司工作时客观上无法参加社保,除工伤保险基金不能理赔外,因为甲公司对其无法参保亦无过错,所以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也不承担该项待遇支付的替代责任。而换种情况,如果张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没有去世而是受伤、致残,那么甲公司就有可能要承担法律规定由用人单位直接承担的那些工伤待遇项目,比如某些医疗费、伤残方面费用。

但遗憾的是,现实中法院仅以“工伤”结论为依据,眉毛胡子一把抓,为了“落实”工伤结论,不顾《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规定的用人单位替代责任承担的法定前提,草草行判甲公司要承担全额“一次性工亡补助金”责任,这种司法逻辑虽朴素但也过于脱离法律,笔者作为甲公司的代理律师,生气之余,除了为甲公司继续申诉,也难以不寻本溯源,再度要诟病到最高院这两个批复对司法实践可能的误导:有了“工伤”结论,但某些情况下依法判却并无工伤责任承担者,这怎么和原告解释,确实让下级法院也很棘手啊!但如果让用人单位最终为这一乱象接盘成为冤大头,又如何能实现司法正义、又怎能不让企业心寒呢?

三、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工伤”认定问题的建议

行文至此,笔者希望对超退休年龄人员的“工伤”认定与待遇问题做以下建议:

这个问题目前的实际症结在于,超法定退休年龄人群现在在绝大多数地方是难以参加工伤保险的,因此工伤保险基金无法对其理赔,在制度设计有漏洞的情况下,最后找接盘者也就只能找到用人单位,“照顾”了高龄劳动者却必然要委屈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可能承担法外的无依据责任,从而进一步加重企业用人成本的负担。就是否可以进行“工伤”认定这回事来说,既然这是一种社会保险制度,笔者认为应当尊重现在放权到各地的工伤保险制度,以是否客观上有可能参加当地的工伤保险来决定是否对超退休年龄人员认定工伤,如果可以参加就正常依法认定是否工伤、按工伤制度走;但如果确实属于无法参加当地工伤保险情况的,就按民法规定来确定雇主责任。退而求其次的,如果虽不能参加工伤保险而仍认定工伤,至少现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用人单位承担替工伤保险基金承担某些项目替代责任的“过错”条件前提要被充分重视。总而言之,笔者不能同意走灰色路线、在明明不可能参加工伤保险制度情况下还要强行认定“工伤”,让用人单位做冤大头来代替工伤保险基金无条件支付工伤待遇、为所谓社会“稳定”买单的思路,在每一起这样捣浆糊的个案中,受到伤害最深的其实是企业对市场法治环境的信心。超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群体也未必一定是这种做法的受益者,因为很显然,用人单位所感受到的不可控的法律风险最终很可能将影响这一群体的再“就业”之路。

还有特别要指出的是,“工伤”其实并非雇主对雇员承担责任的唯一路径,有的时候按民法计算的雇主责任甚至有可能高于所谓“工伤”责任,纠结于“工伤”这一名头本来就是一种迷信和对我国法律体系的误解。

尾记

笔者在代理本案时,深切地体会到日企客户的无奈、困惑甚至愤懑,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法律和中国现实存在的巨大脱节以及这样的判决结果可能会造成的社会后果。日本总经理反复询问笔者:中国不是一直在称自己是法治社会吗?笔者对此无言以对。

事实上,笔者认为,这个所谓争议问题矛盾的源头很大程度上在于当年高院请示、最高院批复这些环节中,“农民工”、“社会稳定”这些非法律概念过于草率地被引入了法律人的思考和决定过程,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样做的代价是最终不惜背离公开的既有法律本身、伤害法律的可预期性。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映射出的值得反思的问题可能就并不止具体的工伤制度这一事的范畴,类似的事情可能正发生在各个法领域。然而,从长远来看,法律必须明确、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要有预期才可能有法的权威和社会法观念的形成,也才可能有繁荣的市场经济和真正的社会稳定。

作者简历:龚力尔

      胡玮

邮箱:leargong@debund.com

    huwei@debund.com

联系方式:021-52134900

(本文来源: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 作者:龚力尔 胡玮 )

(责任编辑: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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